刘亭：北大荒的第一个冬春-刘亭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正文】本篇正文为作者写于1970年（即下乡第二年）的纪实文学作品。

　　开场白

　　3月9日，恰好是插队支边的35周年，我收到了一封久未谋面但还联络的友人来信，邀我为《青春岁月丛书》之《生于五十年代》写篇回忆录，理由是我“素有文学功底与人生感悟”。

　　我很惶恐。虽说是曾经学过中文的，还划拉过几篇东西，但终未成器，以后便也罢了。二十多年来终日在公文和事务堆里忙忙碌碌，早已销磨了往日的激情。友人的话纯属溢美之辞，真正靠得住的，倒是我那杆尚属勤快的秃笔，总算还留下了一些记忆的碎片。

冬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着我们，向着经受三年文化革命风暴洗礼的年轻一代，发出了伟大的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领袖的教导激动着年轻的心。1969年3月9日，汽笛一声长鸣，北去的列车驶出了杭州车站。

　　告别了送别的人流，离开了美丽的西子湖畔，怀着投身革命实践的炽热渴望，我们来到了反修前哨、祖国的北大门——黑龙江。

　　我们30多名杭一中（现为杭州高级中学）的同学，被分配到合江地区（现佳木斯市）富锦县兴隆公社东风大队插队。第二小队12名，六男六女，老乡们说我们是“配好了对来的”。

　　兴隆公社是建点才四年的新公社，当地老乡俗称“沟里”。人口约有一万，分布在六千多平方里广袤的土地上。这里布满了丰饶的草场，拥有大量待开垦的荒原，还有成片的树林、苇塘。这里有一米多厚肥沃的黑土层，正所谓“北大荒，油汪汪；不上粪，也打粮”。还是在满洲国的时候，这里是土匪和种大烟的人肆虐恣睢的地方。

　　由于遍布沼泽，泥潭和草甸子，当时还未建设通往县城的公路。在冰冻开化以后，从我们大队到三十多里地以外的公社，还必须趟过两处没膝乃至齐腰深的水洼子。照明要靠点煤油灯，知青爱看书，结果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黑的。老乡倘要打点油盐酱醋，八里地以外的供销社就算最近的去处了。平信也常常是个把月才能收到。

　　但是就那几年，大量的人口涌进了这块土地。甩手无边的大草甸子，铧犁片子翻过来三年以后就是肥得流油的熟地。靠树林，能狩猎；种黄烟，发大财，况且又是“天高皇帝远、政策没人管”。四年前，这里简直成了一个世外桃源：农民把整袋整袋的粮食喂猪——这是因为交通不便和公社未建，而国家又嫌这点粮食太少、花费却很大而不愿加以征购的缘故。

　　东风二队则是这个公社的一个典型缩影。它集百病于一身，穷破不堪。这个队没有一分钱的公共积累，仅有的一台胶车还欠着银行的贷款。没有一匹马，甚至队里还拿不出一根赶车的鞭子！

　　初来乍到的生疏感刚刚过去，水土不服的溃疡不久前才结痂。倏忽之间，寒冬来临了。早霜打坏了成片的庄稼，叶子发黄，继而枯萎——在这粮食上成的最关键性的时刻。

　　社员的情绪一落千丈。根据经验，年长的老农掐指一算，今年的工分又打了水漂。于是他们放弃了生产队的活计，跑到树林里，放了木头墩，拉回来剖板打箱柜；或是整日地窝在家里，树偏厦、盖仓房，经营自己的小家园。主管生产的副队长撂了挑子，地里干活的农民常常只有2、3个人——队长和另外一个副队长。剩下就是知识青年，有时是10个，有时是8个。

　　这时正是一年中最累、最紧张的秋收，然而国家配给知青的白面吃完了，去年的好苞米也吃完了，剩下的只有今年园田地（即自留地）里刚鼓了点浆的苞米棒子。

　　起先，大师傅把它磨成面吃，结果反而更不好熟。况且一个人连拉磨带做饭，又怎么能供得上十来个人吃。不少社员推说头痛生病不干活，为的是拿队长好看。如果知青再留下一个人来做饭，就意味着地里的收割又要慢上一分。为了全力以赴，赶在大雪的前头把庄稼收割到家，大家决定，无论如何，就是对付也要将就这一秋。

　　大师傅起先拿萝卜丝擦子搓，如果来不及，就煮上一锅还没有去皮的苞米粒。掀开盖子，几乎成了黑乎乎的猪食。虽然难以下咽，但又不得不吃。这时仅仅是为一种起码的责任感驱使，大家不顾生病、发烧，不顾由消化不良引起的肚子疼和拉稀，由恶劣的饭食引起的虚脱无力和极度疲劳，乃于割伤和出血，从未耽误生产队一个工。

　　一面在卖命似地干，一面有的社员却在悠闲地抽着炮筒烟闲侃。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带着嘲讽的口气说：“咱小队垮不了。我们不干，青年还会干呢！”。我们的肺都要气炸了。但是我们冷静着自己，决不能感情用事。落后的社员这样说也不能全归罪于他们。就是出气，也不能往生产队或者他们身上出。

　　不久，在家中来信的催促下，女同学离开了小队。另外2个男生也被电报叫回。在极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用光手从雪地里把苞米棒扒出来，冒着严寒把最后一车谷子拉回场院之后，生产队开始打场了。

　　起先是打豆子，糜子，这是懒场，一起铺，一起起，换班赶碾子，不久就完事了。以后就打谷子，六垧（公顷）多地的谷子是唯一除了麦子之外长成的粮食。

　　打谷子是五个人一班，最苦的莫过于捆谷个。无论如何天寒地冻，即使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也必须赤手空拳。谷秸上的毛刺，拉得手腕底道道血痕。这个活，都是青年来主动干的。

　　剩下的四名知识青年，除了一人作饭喂猪之外，三个人成天干活。因为我们一休息，就有使打场停摆的可能。的确，在当时，出工干活成了最大的问题。这里既有天灾的因素，同时更有日益开始公开化的“人祸”。

　　坐地户老高放肆地夺走了生产队打场用的硬牛，拉着满爬犁的黄烟上山外卖钱去了，没有一个人敢惹他。另外一个老吴头和他的儿子，赶着猎狗，在草甸子里抓冰耗子、逮黄皮子，在树林里下夹子放药，诱杀狐狸，凭那些毛皮就足够吃香喝辣了。在这些人的公开怂恿下，原先还在集体干活的人也倒了胃口：“连个受冻钱都抵不上，谁伺候你这份！”撂下工具，扬长而去。

　　多少次我们回到青年点里大发牢骚，我们决意用我们的行动去影响农民。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困难都置诸脑后，就是毫无怨言地干，毫不停息地干。为了小队，为了一个年轻人起码的责任感，我们回绝了家里催促速回的来信，排除了一切可能动摇我们决心的情绪。在一切突发的事件面前，我们都义无返顾地作出了牺牲：集体的猪在猪倌手里死了六成，当他撂下剩下的病猪不管时，我们揽下来了——我们决不能看到集体的财产受到损失。冬天修工（修路筑坝等义务工），没有一个社员愿意离开自己的热炕头，我们二话不说又扛起行李走了——但是这一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一切，开始清醒了我们的头脑。我们从来也没有感到自己是这样的软弱无力、这样的束手无策；也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认识到，以往得以沾沾自喜的一些高谈阔论，究竟有多少真正的价值！

　　在严重的事实面前，我们意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我们的想法也决非农民的想法。我们单纯地以自己的拼命去感动别人，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恩赐观点。在你还没有真正和民众打成一片、真正得以互相影响的时候，你们的自我牺牲，能使好人对你们产生一定的好感，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成了他们偷尖耍滑的绝好机会。

　　我们有牢骚，有议论，对不合理的一切有反抗的意念，但这始终是几个知识青年在自己小房子里的作品。这时我们才深刻地意识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脱离广大群众而几个人凭着热情蛮干，终究会因为工作的毫无进展和出击的屡次失败，被那挫折磨尽了锐气，最后宣告败退的。

　　过年了，生产队还没打完场，备耕工作还一无头绪。三户社员因为小队的前景暗淡、没有奔头而搬走了，这些举动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几个黑鱼囤的老户也打算回山外，加上打算迁往邻队的，惶惶然全队好象只剩下了知识青年。几个老乡说到后来，索性鼓励我们也跟他们走。

　　“这鬼地方没个好！”

　　“山外开钱高，像你们这样的整劳力，一年好赖还不得有个四、五百挣的？”

　　小队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我们坚持还是动摇？

　　终于，我们在春雪前把场园的活干利索了。三月十二日的夜，安宁的夜，乡村的夜，夜幕下飘下了密集的雪花，给静谧的房屋、草垛、谷堆，给沉睡的大地，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亮着煤油灯微弱光芒的屋子里，炉子上坐着的水壶咕嘟着，大家又捧起久违的书本——多少天来才有这么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日子啊！

春

　　千里沃壤，已经苏醒，风儿传递着鸟儿欢愉的鸣叫，农人辛勤播种的春季来临了。

　　然而，随着时节的迫近，我们的心就更加着急起来。

　　生产队的仓库里，仅仅只有谷种和糜种，大部分还缺着呢；犁杖只有一把能使，耙没有踪影，播种机的零配件还散乱地躺在犄角旮旯里，一切备耕工作都没有抓起来！

　　社员各自出外奔波，想另找门户落脚。一些人容不得眼前的一点点个人利益有丝毫的触动，他们在大声为着小事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居然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和生产队赌起气来，凡事破罐破摔，而且仿佛摔得越碎越解气似的。

　　生产队长，两个副队长，会计、记工员、出纳甚至到了生产队的牛倌、猪倌，都接二连三地撂了挑子，互相拿把，互相示威。仅仅不过十来户人家的小队，还分成两伙明争暗斗着。生产队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眼看着就要“黄”（完蛋的意思）。

　　知识青年不愿看着小队垮台，一些社员甚至开始拥戴我们“出山”，但更多的是挑战和压力：

　　“瞧他们那小样，还啥都想干呢！让他当县长，他都敢要……”

　　“青年待不长，往后还是咱们几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嘛，何苦捧着他们？”

　　“让他们干，咱别理它！豁出今年一个子不挣，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当即有的老乡反驳，事后又把当时的情景告诉了我们。言语之中，已经开始责备：“生产队都这样了，你们还说不干不干的?!你们老说在下面干，帮着管，这能有个好吗？你们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生产队在他们手里给整垮了?!”

　　当我们知道一年春播即将来临，然而一切却还毫无着落时，我们就多少次地焦心过：“人误地一天，地误人一年”，农时不等人啊！

　　如今，我们又遇到这些人的挑战，一切的一切，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或是不干和生产队一起完蛋；或是和有正义感的老乡一起，把小队领导的担子给勇敢地挑起来。

　　“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战斗，那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列宁语）。”

　　当我们决心应战以后，开始为此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于小平去到山外，把原大队一把手、后因班子闹派性不愿呆在沟里的赵洪年给请了回来。在我们跟他坦率地交谈和再三地作了赵大婶的工作之后，他答应了。他为我们的热情和诚意所感动——“我就是撇家舍业，也要帮着青年干一年！”

　　于小平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生产队，青年点里已经很难再看得到他的身影。他从这家处理纠纷回来，转身又上那家请教农活去了；完了又上生产队，看看播种机安装得怎么样了。

　　种子怎么串换？？耙得马上找回来收拾上，小学校还没有窗户。

　　科学种田要打破沟里种地不上粪的旧习惯，他拿起洋镐、铲子积肥去了。

　　为了解决小垅黄豆平播后起垅的问题，他利用上县开会的机会，绕了个弯子去山外永阳大队掏腾了三个小犁尖，扛着几十斤重的铁家伙，硬是徒步走了百十里地回到队里。

　　每天早晨，从炕上跳起，他就去招呼头遍出工了。回来扒拉了两口饭，转身再去安排农活。

　　晚上得想着明天的活，中午又得想着晚上的会。所有的工作，象数不清的绳索，开始纠缠得他心烦意乱。这时，他才深刻地体会到：知识分子多么善于把革命斗争简单化啊！当我们没有深入实际时，我们总说：这种小队领导还不好当，只要给我舞台！事实证明，那些大话说得未免太轻松了。

　　紧张的劳动和繁重的工作消耗着我们的体力，于小平经常感到肝部疼痛，而且愈来愈厉害了。起先还想掩饰，但是终于被同学们看出来了。

　　同学们再也没有允许他为大家挑一担水、劈一根柴，甚至于连切猪菜的刀，再也不会拿到他的手里。

　　每次来到地头，同学们都抢先一步，把特别荒草丛生的田垅给占下来，留给他相对干净的。挨着一边的同学，还不时地帮他带上一段。或是一到地里，就把上播种机的操纵杆，把最轻松的扳闸留给他。

　　他虽然没有过多的话语流露在外，但在心里却被深深地感动着：周围是一批多么好的战友啊！他懂得，一切推让和争抢都是没用的，同学们也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惟有一点，只有把小队的工作搞上去，才对得起周围这批患难与共的战友。

　　于小平又收到家信了，他打开信，父亲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还是在去年冬天，我就向你们队回杭州的同学打听过你。当我一听说你常感精力不支时，我就三番五次地写信要你回来。你以冬天同学们回家了、小队又有困难为由，说要坚持到同学们回去。

　　如今，同学们陆续回去了，你也可以设法回来一趟、休息一下了。

　　你要知道，你已经是生了两次肝炎的人了，况且自己又不注意保养身体。你如若因为疲劳过度再犯上第三次的话，那就没有什么……”

　　显然，老人也不愿意再往下写了。于小平收起信，沉思了。

　　往日的生活道路像电影一样掠过他的脑际，党的教育和革命家庭的熏陶，在他那短促的生活经历里，已经使他过早地意识到了接班的责任感，并且把立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种子，埋进了自己的心田……

　　老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他在过去碰到这种情况也是不允许自己退让的。但在今天，仅仅是从自己子女的身体出发，就允许自己吃苦而后代享福吗？

　　他决定马上给父母回信说明这一切。

　　“……父亲对于孩儿的关心，我是深深懂得的。但我更加深深懂得，对于子女真正的爱，应该是鼓励他们在革命斗争的暴风雨中锻炼成长。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但有很强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前辈，而要完全靠自己。’”

　　毛主席还说过《触砻说赵太后》的故事，‘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这也是过去不少干部和他们子弟的状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因此触砻说赵太后把长安君送给齐国做人质，这才是真正地爱他。‘一旦山陵崩’，长安君方可以有功立国。

　　这个故事是讲封建社会的事情了。在今天，在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把艰苦斗争和敢于牺牲的精神代代相传。

　　身体虽然有点劳累，但精神却很愉快，请家里放心吧……。”

　　为了让于小平更多地管理一些生产队的事情，郭小牛和其他的同学承担起了全部的后勤工作。在春播最紧张的日子里，他们没有歇一个工，起早贪黑，夹好了前后园子，种上了蔬菜瓜果，收拾好了整整够烧一年的柴火。

　　男同学是根本没有功夫洗衣服了，紧张的程度竟然让他们经常忘记了洗脸和刷牙。他们把好房子换给了女同学，自己住进了新盖的、没有后窗的、潮湿和阴暗的屋子里，整夜整夜被无数跳蚤和虱子咬得辗转难眠。他们和泥、脱坯、搭灶和垛柴火，沉重的田间劳作回来，一头倒在炕上就睡死了过去。但猛然惊醒看见屋子里再没有第二个人时，他又为自己的偷懒感到自责：别人一样出工干活，我为什么要比别人更多地得到休息呢？

　　紧张的劳动和生活，普遍使得人们的脸庞消瘦了。郭小牛脸色坏极了，简直就是一个病人，他还周期性地发着低烧。

　　郭小牛是一个极平静、极友爱的同学，他常常宽于待人，严于责己。他极好学而且极刻苦，但为了大家的事，他又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书本。

　　我们想起来了，还是在那个大雪初晴的早晨。两个社员拉着仓库保管员，吵吵嚷嚷地上青年点来评理。社员指责保管员在三番五次提醒以后，还不把牛套放进仓库里去。保管员耍无赖说，谁扔在门口谁负责。于小平很明白这场争吵的后果，果然保管员跳了起来：“哼！谁得意这玩意，谁乐意干谁去干！”说着把钥匙往于小平面前一扔，就要往外走。坐在一旁的郭小牛突然站起来喝道：“站住！你耍什么态度！想为难队里吗？告诉你，少了你一个，生产队黄不了！你不干？我干！”事后人们都议论到，一向很温和的他，那一天怎么会如此声色俱厉。事实证明，他不但敢干，而且干得比以往任何一个保管员都要负责，都要有条理，都要好！

　　我们又想起来了，在那春耕努力奋斗的日子里，大家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埋头苦干着。我们青年点的一位女同学，原来分配她在家务活里管喂猪，可是她没干几次，却都是郭小牛默默无闻地承担下来了。有一天，分配她和另外的女同学去种园田地，她执意不去。别人愈劝，她反愈加肆意起来：“我不高兴去！我自己的口粮够吃，谁吃这一份谁去种！”通往女同学宿舍的门打开了，郭小牛走进屋子：“你就这样说话吗？你难道仅仅以为，你个人所付出的劳动所得难道就应当你自己一个人完全享用吗？你又难道仅仅以为，这个青年点还是你以往那个由你撒娇、由你任性，而别人不得不看你脸色的家庭吗？”还是他的说话声：“很早，男同学就很关心我的身体，埋怨我为什么揽下应该你干、而实际上我在干的那份活。我想你还太小，过早地离开家，来到八千里外的北大荒，或许情绪是容易波动的。我们都是你的大哥哥，理应多干一些，哪怕是再累也要照顾到你。但一个人应该有起码的责任感和自爱心，别人照顾你，你难道就允许自己理所当然地少出些力？别人说你年纪小，你难道就能够倚小卖小，要求更多的人来为你操心吗?!”别的人没有再说上一句，她就拿上点种口袋下地去了。尔后她常和人们讲起：“以前多少次别人说我，我都听不进去。但从那次被郭小牛‘骂过’以后，我算是真正懂得自己错了。”

　　我们还想起了，因为体弱无力而在铲地时被远远落下的他，如何艰难而百折不挠地一直坚持到最繁重而又最紧迫的头遍地铲完。我们更想起了，他如何以自己平凡的行动，实践着他早就写下的那段深沉感人的文字：

　　“我们从未想作政客所渴望的‘伟人’，也不是什么‘天才’、‘能者’，我们只不过是勤勤勉勉探索革命途径的一代。只要我们把一生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把个人的一切利益、荣誉、享受，都交给人民去支配，那我们在为理想而奋斗时，纵使被压成粉身碎骨，也会希望能去铺平人类走向共产主义大道上的每一个坑洼。”

结束语

　　“堕入平庸的生活已久，我就愈对早年那种不计利害、近于鲁莽的献身热情一往情深。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没有这种英雄主义的美感，就会变得苍白而空虚。”这是我在1983年5月2日写给《黑龙江文艺》杂志社李家兴老师信中的一段话。

　　此前此后，我曾陆续写过几个短篇，诸如《还魂草》、《手绢的记忆》、《迷蒙的雨雾》，以及一个《乍暖还寒时节》的中篇。这与其说是为了发表，还不如说是为了宣泄。直到有一天我在设计的冲突中写出了这样一段话，心里才好受了许多：“人为什么要那么不负责地自己去否定自己呢?十多年来他做过很多蠢事、错事，因为幼稚轻信，因为狂热偏激，甚至因为个人英雄主义，因为病态的高傲和自尊，但决不是全错了，连个狗屁都不值。没有追求和想往的生活本身，就是错的，而且是全盘的错！”

　　对于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插队支边或下乡务农，是那段青葱岁月的一道深深的印记。我们当时坚持的信念和为之奋斗的理想，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都已经很难再用褒扬的词汇来肯定它们了。但浸润了那段生活并永远无法被掩盖的理想主义、吃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却只会因为岁月的流失而日见它的人文光辉，日感它的弥足珍贵。

——2004年4月3日修改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