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建议，改革突破要聚焦在政府的再分配环节。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优化“三次分配”的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关于“三次分配”，我历来讲“一次分配”是基础，企业里面的“一次分配”在改开初期问题比较突出，现在好得多了。“二次分配”即政府为主体的再分配是关键，慈善、公益等是第三次分配，是补充。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认为恰恰就是关键的政府再分配环节，缺乏实质性的突破。而再分配不但涉及本级，更多是涉及到上级，本级没有什么自主权。所谓“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果上级的口子不开，财政税收“一动不动”，分配制度就不能突破，内生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

改开初期的主要挑战是要解决温饱问题，因此中央肯定了安徽凤阳的“大包干”，即所谓“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下子就把亿万农民、也即广大体力劳动者的内生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现在我们要推进的是高质量发展，要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那关键是要调动脑力劳动者、创新工作者和高技能人才的内生积极性。虽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很大不同，改开也已经45年了，但是“大包干”这种很好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关系的道理，还是完全相通的。一条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就把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厘定”了。占用了单位（集体）的要素和资源，把科研创新或产业转化搞成功了，那就按事先订立的契约、合同的分成比例“两清”。“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合法地归于个人名下。多出几个科技百万元户、千万元户，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落入口袋的多了，自然有所得税法去管着，你担心和忧虑个啥？怎么把现在制度中和现实生活中再分配环节的“这不可以、那不可行”，变成合理合规的“这也可以、那也可行”，这就是今后共富制度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和重心所在。

第三点建议，从全社会来说解决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问题，特别是浙江要办好这件事，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是什么？民营经济就是老百姓的共富经济。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可以按一个底层逻辑去演绎的。我们要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富肯定是一个目标导向的高要求、总结果，在做大蛋糕中分好蛋糕，在民富基础上达成共富。民富是从哪来的？倒推上去你首先是要有民营；总书记说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五六七八九”。那民营是哪来的？再推上去你要有一个民企是在那里干活和赚钱的。那民企又是从哪来的？空手不能套白狼，那是从民资来的。我手头宽松点，有点余钱了，我不愿意再受穷，我要实现财务自由，然后我就去创业了——民富和共富的起点在这里。从民资到民企再到民营最后到民富，这条发展链、致富链我们一定要想清楚、看明白。为什么要强调民企的产权明晰和保护？因为你不从种子入土开始理顺，又怎么可能期望结出丰硕的果实、长成参天的大树？我们不能总是一厢情愿地要共富的结果，但是那个最开头的产权依法保护是没有到位的，这不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吗？

浙江为什么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相比，这是落袋为安的“真金白银”），一个是连续23年、一个是连续39年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除了首都北京和“魔都”上海，居全国第3位）？这个成绩是从哪里来的？基础的一条是发展民营经济。小平同志的“先富后富论”，讲的就是致富的“涟漪效应”：一开始仅仅是自己要创业、要致富，但厂子开办了，人手就不够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一颗石子丢进平静的水面，一圈圈的涟漪就扩散开了。血亲不够姻亲上，七大姑八大姨也都来了，做大包括分享蛋糕的范围，又扩大了一圈。然后人手再不够了，那就“抱团取暖”，小平同志说的“宁波帮、帮宁波”。再扩大的圈层，那就是我们浙江老乡了。现在不是说“天下浙商一家人”吗？浙商到哪里，哪里就有浙江的商会。浙商走出去，不但把自己的生意做大了，钱赚得多了，还参与了兄弟省市和世界各地的发展和致富。所以，我们拿到示范区的底气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以后还要擦亮金字招牌的基础是靠什么，我们自己一定要“拎得清”！凡事不能忘本，浙江发展就主体而言的“根本”，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基础不牢，发展的大厦就会“地动山摇”。罚款过多和随意倒查都不是好事情，民企本来就已是杯弓蛇影，再搞下去就要鸡飞狗跳了，对此千千万万要“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