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搞好特色小镇的根本一条，就是千万要摒弃“政府主导”的习惯性思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后才能也只能在此基础之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今年省人代会李强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闪现出了一个新词：特色小镇。为此，浙江新闻的记者马上做了解读：“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些‘特色小镇’既不是行政区划的特质概念，也非园区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明确产业定位和旅游功能项目组合的概念。”

用“可以确定”作为修饰，表明这是官方的意思。我的揣摩：“特色小镇”一不是朝野所说的“城镇化”中的镇。既不是用来打造“小城市”的中心镇，也不是连“建制镇”都高攀不上的集镇，无非是一个带有空间色彩的小地方而已。二不是区域经济竞争中流行的“产业园区化”的“园区”。既不是专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由商务部门管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也不是专注工业制造、规模生产的，由工经部门管理的“工业园区”；甚至还不是专注大项目、大产业、大企业的大平台，产城融合的由发改部门管理的“产业集聚区”，无非是一个有某种特定行当集中、并且相应业者云集的工作生活小区。三也不是现如今那些以名胜古迹、自然景观见长、专门用来接待观光客“白相相”的、旅游和城乡建设等部门管理的旅游点和风景区，无非是吸引特定人群来此交流切磋、创新创业的“咖啡馆”和“孵化器”。

在上述解读中，笔者刻意提及这些个行政建制和主管部门的用意何在？其实就是为了力戒“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中的最大忌讳：行政化。特色小镇显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可以想见的是，一旦染上行政化的恶习，十有八九又会变味，最后成为权利盛宴上的一道新菜、劳民伤财的一场闹剧。

当然，这是在一个特定的前提下展开的想象：政府自身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各部门还是在按过往轻车熟路、习以为常的运行惯性在抓工作。每一项新生事物，并没有真正搞懂它孕育、萌发、成长的意义所在，最后难免被传统的“条条专政”切割得支离破碎，有的甚至还转化为部门间争权夺利的新战场。

记得去年笔者在参加李强省长亲自主持的相关专题座谈会时，就曾直言不讳这一可能出现的不良倾向。为了更好地促进我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了更快地推进政府手头的各项工作，我们太习惯于策划名目和载体、炮制帽子和奖牌，然后在有限的行政资源中争到一块管理权能、分得一笔扶持资金了。其结果是：实践中名目说不清，载体遍地是；帽子满天飞，牌匾挂一墙；左一个考核，右一个评比，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

为此，我建议搞好特色小镇的根本一条，就是千万要摒弃“政府主导”的习惯性思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后才能也只能在此基础之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具体而言就是：第一，先不分这是哪个部门的职责分工，也不总是拿政府部门授予的“帽子和牌子”说事。只是方方面面广泛征求各路专家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先把特色小镇的内涵、定位、功能、途径、意义等问题琢磨透了，把省内略显雏形“特色小镇”的成效和不足、经验和教训也跟踪研究一番了，再来确定不迟。今后这项工作在面上铺开了，也要引入第三方评估加以客观评价，扶持资金更要力推“以奖代补”，凭公认的业绩说话，避免成为“钓鱼工程”。

第二，特色小镇的基础是特色新兴或传统产业，没有特色产业就没有特色小镇。而特色产业的形成，不是靠政府的“指点江山”，也不是靠官员的“慧眼独具”，靠的却是市场竞争的大浪淘沙、水落石出。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大生态，包括法治、商务、人文、生态等）好，有适合特色产业发展的“水土”，聚得了人，拢得住气，这一下子所谓的“特色”和“小镇”就起来了。现在省里常常引以为例证的“云栖（云计算）小镇”、“山南（基金）小镇”，都是这样无中生有、脱颖而出的。那折只知道铺新摊子、人为造城的“空城计”，今后再也不能唱了。

第三，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要发挥业主的主体作用，政府只要顺势而为地做好相应的公共服务即可。政府当然需要提供全覆盖的公共服务，但在经济建设领域，也要注意摆脱那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心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就要成为主体，就要起主导作用。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并不需要全能政府，企业和企业家才是这里的主体，市场机制才应在这里发挥主导性作用。甚至是小镇的空间规划，因为并非一个行政层级，或可视为一个大企业的“区块”或同类企业的“集合”，也是可以由企业协会和联盟来做，政府只不过是在技术规范上通过协调和协商为其“把关”而已。

既是好事，那一定要办顺、办成、办好。所有需要妥帖把握之点，省长其实在报告中已经作了精准的表述：“按照企业主体、资源整合、项目组合、产业融合原则，在全省建设一批聚焦七大产业、兼顾丝绸黄酒等历史经典产业、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旅游功能的特色小镇，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成稿于2015年1月24日，刊发于《浙江经济》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