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自“大包干”的农村改革肇始。而这一带有颠覆性意义的变动，之所以能得以破题和成功，又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命题相关的拨乱反正紧密相连的。正因为是想到了这一层，我才将本文题目最终确定为：“正本清源话改革”。

 去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对此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看见吴敬琏老先生的这篇讲座稿，以为是正本清源之说，于是才拿来好好推介一番。

小编的“标题党”做得不错，拎出了冗长记录尾部的关键一句话，将全文定题为：“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改革，不是政府调结构”。我很以为然，否则这个时候推出这个命题还有什么价值？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直白地点明“体制改革”也就是了，又何必曲里拐弯、生出这许多让人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但老先生解释得好，既然我们自己也号称“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所差无几，那人家在此既定前提下将制度性的改革统称为“结构性改革”，咱也来“东施效颦”一下吧！

新命题推出，但从不做正面解读，甚至连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也不讲明，任由各路专家（砖家）自以为是、各抒己见。结果闹得本该“一言定尊”的理论表述，整得沸沸扬扬、乱乱哄哄。这个毛病，不止一次出现过。记得2010年将15年前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式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没见着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班的专题讲座中交代清楚。于是乎，我们还真能看到“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官场百态；而重大的理论创新，便沉沦为人云亦云的政治口号了。

老先生不但把“结构性改革=体制改革”的窗户纸一下子捅破了，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关键还通过对经济下行成因的深度挖掘，对高层决策过程的系统回顾，阐明了上述公式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经济为何下行？又如何应对？吴老先生在高度抽象后理出了两条“脉络”：一是以需求侧为重，因而摆在第一位的，是要靠凯恩斯式的“行政性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以供给侧为重，因而摆在第一位的，是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

一开始国家倾向于前面这条“脉络”，2009年短期效果不错，全世界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但很快就开始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同时“债务风险倍增”的现象。如此这般，依惯性一路滑行到2015年，眼看着投资拉动效用“归零”，全社会杠杆率已高达百分之250到300的“超警戒线”，而经济增长率则一个点一个点止不住地往下滑，这下子“瞌睡醒了”：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于是痛下决心改弦更张，于是才有了现如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程大略如此，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插曲，就是1995年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10年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且明确作为“主线”，其内涵、定位和方向都是对的，但效果却“很不如人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未能触及实质性的改革！奶酪不动，改革“挂空”，其必然结果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年复一年、山河依旧”。所以，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后期，高层越来越强调要坚决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而新一届的党中央，则再次高举起“全深改”的大旗。

就此而言，新命题的提出，其意义主要是在于将以供给侧为重的宏观调控方针，和着眼于破解体制机制顽疾的“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明确了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以此拯救和发展中国经济的“主线”。对此，最新发布的权威人士言论作如是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处看，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见《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2016-5-9《人民日报》）。

把这一命题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便已非同小可了。如果再将跨越陷阱和实现中国梦相连，那就更加是“宏大叙事”了。吴老先生的解读，能和权威人士产生如此契合的“良性互动”，想想“也是醉了”。

也有人说，那些个理论命题都是“虚的”，玩不玩没多大意思。我觉得这可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说毛泽东曾经讲过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想当年列宁也曾有这样的断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执政党如果没有把自己领导的国家如何科学发展的理论搞明白，实际上也是“难当大任”的。至于个别人不动脑筋，或顾名思义、或望文生义，对严谨的理论命题做任意曲解，又或是高高挂起、不接地气，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这一点儿也不能成为贬低或漠视科学理论的正当理由。

全球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自“大包干”的农村改革肇始。而这一带有颠覆性意义的变动，之所以能得以破题和成功，又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命题相关的拨乱反正紧密相连的。正因为是想到了这一层，我才将本文题目最终确定为：“正本清源话改革”。

           （本文成稿于2016年5月11日，刊发于《发展规划研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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