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三农”问题延宕至今还是“重中之重”，未获根治，我想毛病多半是出在没有自觉、坚定地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上面。

昨日上午，几经辗转，收到了陆铭先生新鲜出炉的大作——《大国大城》。该书的扉页上，有一段充满哲理且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文字。现照录如下：

“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

我越是相信，

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

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是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为了这段话，我觉得就应该写一篇东西。正好此时，在网上读到了“搜狐文化”就《大国大城》新书面世对陆先生的访谈录，题目叫作《城市更大，才能解决农村问题》的。于是沿而袭之，套而用之，来了个《城市化到位，才能根治“三农”问题》。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对城市化并无何等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上世纪末的一篇有点标题党嫌疑的小文章（《城市化：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1998年），却在不经意之间把我带入这个领域。刚刚履新到任的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的长篇批示，以及一个月后省第十次党代会做出的“不失时机地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一定意义上赋予了这篇小文章特殊的蕴涵。而我们在此文中首先强调“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城市化的重要意义”时，第一个理由便是：“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三农”问题延宕至今还是“重中之重”，未获根治，我想毛病多半是出在没有自觉、坚定地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上面。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不去多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早已成了定论。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以及大获全胜以后的城市及全面改革。后30年的国家进步和人民富裕有目共睹，国际公认，也没有什么争议。但第三个30年的路再怎么走？仿佛就找不到北了。

这时候有这么几个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找到了城市化的路标。并借用文字匠、刀笔吏的种种“方便”，悄悄地塞进了某个例行重要文献的草稿中。好在当时的领导人有足够的睿智和开明，或谓大有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胸襟，推进城市化（具体表述为“城镇化”）竟然一路绿灯，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写入了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和次年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中。

当时作为浙江地方主官的“封疆大吏”，张德江书记可谓是先知先觉的“明白人”。其后到任的习近平书记，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大命题。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7年之后，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他会在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亲自作主旨报告。报告中不但强调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新型理念，还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列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其实，决策已经昭然于世了，但步子就是迈不出去。为什么呢？我私底下瞎琢磨，一来需要转移的农民（农业转移人口）没本钱。自己打工的现钱，不过刚够在老家说个媳妇盖个房什么的，那还有闲钱去买城里的天价房？二来接纳农民的城市也没钱。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好说但不好办，那可是要有“白花花的银子”去打点的哦。若是降低了（未能如愿提高也是降低啊）原住民的福利水平，你那个市长、区长再怎么当？三来偏偏该在一个单一制国家来平衡利益格局的财政等中央部门，给这件事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反对肯定不会反对，但要大动干戈地去为“市民化”创造政策环境，那也没有积极性。四来有些地方敢为人先，动了不少“土地换社保（希望各位看官不要简单地望文生义、顾名思义）”之类的脑筋，但触及“违法乱纪”的“高压线”，只好明哲保身、偃旗息鼓。

好了吧，这么一盘点下来，那还有谁在下力量去完成中央在会上定的头号任务啊？那就“老牛赶山——推着干”呗！所以，2.6亿“农民工”的沉疴，还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城市化拖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半拉子工程”，我以为这才是“三农”问题在大包干、农村工业化以后获得缓解、但如今又成难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如果进一步问，问题到底怎么来根治呢？那就是我在前面引述的那句陆老师的至理名言了：按规律办事，不要和规律对着干。中央的决策符合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但人们不要仅仅只是从人文关怀等道德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从普遍规律的意义上去把握。中国是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要“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把普遍规律在中国必然要发生的问题，用结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去加以解决，这才是您的本事。而不是恰好相反，千方百计以“特色”为由，对城市化必经的制度变革，“这也不对、那也不行”，却总也见不着一个“能行管用”的办法出来。

针对我国现行在大城市户籍，以及与人口相关的财政、土地制度方面诸多反市场、反城市化的怪现象，陆老师作了大胆且深入的剖析。而我前述所引其成书的旨趣，更是一把精准理解全书的金钥匙。受其启迪，我也更坚信了一点——城市化到位，才能根治“三农”问题！

2016年9月20日成稿

背景文章：陆铭：城市更大，才能解决农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