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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没有城市化配套改革的“开路”,在旧的体制框架下,潜力人口永远只能潜在水底下,不会成为阻遏经济下行的“救星”。

 

拜读周天勇先生的宏论,深以为然:“十九大以后确实应该珍惜所剩不多农村休眠土地资产的激活,珍惜时间不等人的城市化潜力人口尽快尽可能城市化。产权改革,取消户籍,就是城乡之间的互动,人口和资金等城乡双向流动。”

 

之所以将原文标题中的“那些城市化潜力人口,是经济下行的救星”的前半句,调整为今文题目的“城市化改革”,主要是刻意强调改革对于当今中国国情的特殊针对性。

 

记得还是在2006年6月26日,我在看到清华老师胡鞍钢的一篇文章时,标题中用到了“新型城市化”这个词儿,那大约是全国最早原创使用的吧?——起码以我有限的阅知——我信手写了一篇点评:《这是一个好命题》。在我来看,所谓新型城市化的新,起码有三大要点:一是从“人”的角度,也就是城市化的出发归宿,要“以人为本、城乡协调、社会和谐”;二是从“物”的角度,也就是城市化的发展方式,要“结构优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三是从“制”的角度,也就是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要“破除二元、推进(城乡)一体、创新(体制改革)发展”。

 

我以为,就“中国特色”而言,城市化说到底,还是一个对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创新的过程。计划经济留给我们的三大遗产中,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系改得差不多了;“重工业优先”的斯大林模式也改得差不多了;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这一块,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其间也经历了不少的改变,但成绩并不可估计过高,户籍、土地加上公共财政及社会保障等改革都有待于深化,顶多也就是个“半拉子工程”。

 

毫无疑问,行至中途的城市化,肯定是发展中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道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长期实行人为打压城市化的方针,为的是在一个极其微薄的人均国民收入基础上,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乃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尴尬局面。只是到2000年,人类社会即将迈入21世纪的当口,我们才在新中国建国长达半个世纪之后,通过“十五”计划的《建议》及《纲要》,正式将城镇化(和城市化是一回事)纳入执政党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

 

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起步于实行大包干以后的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勃兴于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崛起和国有经济的改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城乡人口管制政策的松动。至于农民工成为一个两亿多人口的庞大社会群体,则是与我国加入WTO、经济深度全球化的开放有关。伴随着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和产品出口大国地位的形成,我国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城市化率,顺利越过了50%的关口。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综合国力的增强、城乡面貌的改变、人民生活的提高,都与这一进步相关,并且表现为一系列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大格局发生重大改变。锐减的出口需求和久久难以有效提升的国内需求,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一枝独秀的投资需求,本来就是病态。加之以大量的货币投放和债务支出加以支撑,当然是勉为其难,难以为继。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当然是城市化!为此我曾在危机之后的若干年里,一论再论这一话题。但就像明明知道中国经济需要走上一条科学发展之路,但只要不能有效破除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羁绊,一切无非都将沦落为口号式的空谈一样,城市化也因为户籍、土地、公共财政及社会保障等相关体制改革的羞羞答答、步履蹒跚,至今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应对危机的出路,或如周先生所言,变成“是经济下行的救星”。

 

讲到这里,我套改题目的用意就很清楚了:没有城市化配套改革的“开路”,在旧的体制框架下,潜力人口永远只能潜在水底下,不会成为阻遏经济下行的“救星”。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尤其是农村大包干、发展城镇民营经济和加入WTO这三个标志性事件告诉我们:“问题导向的改革改到哪里,我们克服了体制摩擦力以后的发展,就会发到哪里”。没有改革而想谋求发展,对中国特色的国情而言,基本上就是缘木求鱼,“墙上挂帘子——没门!”

 

昨天下午,我很幸运地在第二期博思发展论坛上,“主持”了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的主题演讲:《要素供给至关重要》。开篇第一张PPT,先生就为听众展示了一张“三明治”的示意图。其上层,是以G7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拥有的“独到性优势”,诸如科技创新、现代金融、成熟的市场体制之类;其下层,是以印度、越南等国代表的后发国家,他们劳动力、矿产资源、环境和土地等等的“成本更低”;上下一夹,恰恰是把“成本优势渐失、独到性优势尚无”的中国,挤到了一个不上不下、两头受挤的尴尬境地里。

 

已然是三明治夹心层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了,那我们的出路又何在呢?先生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无非“两头突破”: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提高你产品和服务的科技、人文附加值;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把半拉子改革工程实施到位。这其中,也包括了周天勇教授文章中大声呼吁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产权改革,取消户籍”。

 

正是在此意义上,城市化改革是“经济下行”的救星!

 

2017年5月28日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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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

刘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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