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方一月，国内已脱节，全然不知道关于“新周期”的讨论，已然达到了“火热”的程度。新周期的“始作俑者”，据说是股市分析师和评论家中赫赫有名的任泽平(方正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也即当年喊出“党给我智慧给我胆”的这位老兄。诸如“改革牛（市）”、“转型牛”等，都是他标志性的口号。任先生近来发声：“我深信，经过长达六年漫长出清的黑夜隧道，新周期终将走向王座，荣耀加身”。“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已经筑底，已经‘新周期’的起点和底部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人敢去确认了，打一个比方，好像一个人谈恋爱，前几年老失恋，这一次当真爱敲门的时候已经不相信爱情了，但是这一次是真爱。”

“真爱”是有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亮眼数据作为脚注，但我还是比较相信自己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真切感受。不然，我也不会在回国的次日、连时差都还没倒过来的时候，发出如下的感慨：“是不是宏观经济运行下探已经触底，自此往后就可以稳定回升了呢？……我觉得不会容易。因为我从一开始看这形势，就认死理把握两条：一是转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否到位？  二是深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有否到位？至于月度之间、季度之间，甚至是年度之间运行曲线的高高低低，好坏半个、一个百分点，实在是大可不必在意的。”

以这个立场来看待，我显然以为任泽平对立面的观点是清醒的。恰在此时，又读到了张明的文论，便大以为然，由不得要说上几句点赞的话了。

张的文题是：“有重大改革，才有全新周期”。而我的原意是，有重大改革带来的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才有真正的触底回升。虽说多了一个中间环节，但实质性意涵却是一致的。

张文恰当地将“热议”的新周期，定位于10年左右的中周期，而非3年左右的短周期。尽管改开以来的第三个中周期历时17年，差不多已是前两个周期的两倍了，但从目前的“反弹”来看，仍不能构成为一个新周期的起点。其原因在于：未有重大改革出现，一切变革只具有改良的性质。虽维持了若干年趋势下行但尚属中速的增长，但那或许应当更多归功于“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

然而，正因为货币超发，干扰了市场出清的节奏，掩盖了矛盾的爆发，我国的经济转型才显得如此乏力、步履蹒跚。

其实真的按照常识办理，这些年是不应当出现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房产积压和杠杆翻倍的。但没有壮士断腕的改革，宁可偏离常识也要讳疾忌医、自欺欺人，那结果就必然会是“机会主义的流行”。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经济运行指标小范围的波动，的确是说明不了更多问题的。张先生对此提出的判断经济反弹是否靠谱、是否可持续的三条标准，我举双手赞成。一是看有否重大改革提振了全要素生产率；二是看有否实现问题导向的市场出清；三是有否因国企改革引致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第3条，最为核心和关键，因为这是发展最深厚的源泉所在、动力所倚。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虽然强力推进，但效果实在是差强人意。方向不明、定位不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近日联通混改推出的方案似乎力度很大，让人眼睛一亮，但最后能否落实和见效，还需拭目以待。

另外一大改革在于政府。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似乎离人们愈来愈远。而经济生活中的管制、干预，以及运动式的命令主义，却似乎愈演愈烈。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是为了给市场规律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越来越多地使用行政的手段，效果却适得其反，以至于有人直呼：“计划经济”又回来了！

张明呼唤十九大加速实体经济的重大结构性改革，并具体指向了国企“混改”、土地流转、服务业向民营经济开放等领域，这都是好的。但所有这些，恐怕都离不开政府转型和行政改革。政府对于市场的谦卑和敬畏不足，同时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上的低能和被动，实在是重大改革难以有效推进的深层原因。就像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国进民退”一样，也要坚定不移地反对“政进市退”。或许它们正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没有重大改革，就没有所谓的“新周期”。新周期迟迟不进入，面对日益加重的大国义务和责任担当，日益紧迫的民生保障和社会公平，我们就会更加显得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大包干、企业改制和加入WTO，早已验证了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改革到哪里，发展就会到哪里。既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和退缩的呢？

 2017年9月1日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