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不曾了解厉以宁教授这方面的见解，最近读得他早在去年初发表的《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文，才知道世上的道理真的是相融相通的。明白人就是明白人，不像有些自称是成天研究“三农”问题的所谓专家，讲了一大堆废话，还没有摸到问题的“门把”。

 

厉先生开宗明义，就把城乡二元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相提并论，“上纲上线”到计划经济的“两个支柱”高度加以定位。和自古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同，我国在建国以后，借助于城乡户籍、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形成了僵硬的城乡二元体制。其基本特征就是，从经济到社会城乡实行完全不同的制度，要素不得自由流动，特别是“把广大农民（这个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评者加注）束缚在土地上，禁锢在农村中”。

 

尽管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改革似乎停顿了下来——除了一再申明这种制度的长久性之外，难觅更有创意的突破。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稍加提及，似乎也就完事大吉了。

 

但在厉老先生的眼中，城乡二元体制“多年来基本上未被触及”，如今相关的改革则已成为“结束计划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任务”。除了户籍制度以外，他特别点到了“农村户籍背后的土地制度，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农村宅基地制度”。

 

这才是打到了七寸、切中了要害！

 

对于农村土地承包制，厉先生认为于改革和发展“功不可没”，但他话锋一转，“实践同样表明，土地承包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在还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制度之前，他反对简单地采取“取消”的态度。可行的做法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推动承包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他也推荐了“土地银行”的经营方式，农民可将承包地“存入”农村信用社，“按年取得利息”。承包地使用权流转的好处，在于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获得租赁费、“土地银行”支付的利息、使用权入股后的红利等劳动收入之外的财产性收入；但最大的好处，还在于不必死死地将农民拴在土地上，由此加快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对于农村宅基地，厉先生认为同样可以令其“活泛”起来，除了他并不欣赏的国家征用方式之外，他设想了三种方式：一是随承包地流转而一并流转；二是出售给个人或企业；三是进行置换。当然，他是主张第三种方式的。但这需要地方政府的作为：提供促成置换的政策支持，在置换过程中促成农民居住的城市化，并进一步促成就业的非农化，最后促成进城农民在生活生产方式城市化以后，完成自身的市民化。

 

附带着，厉先生还提及了应当允许承包和宅基“两地”的抵押。因为这也是关系到“加速城镇化有序进行的一件大事”。抵押不等于流转，土地抵押后农民还可以继续使用，偿还贷款后也可以“赎回”。为防止“变相的私人高利贷”和“私人土地兼并行为”的发生，他建议组建“土地银行”，或让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兼营土地抵押业务。

 

我在浙江嘉兴等地调研农村承包地流转和宅基地置换的试点工作时，曾听到当地的县级领导呼吁要进行中国的“第二次土改”，还声言其意义甚至超过“第一次土改”。对此，我是深有同感的。原来的土改只是要达致“耕者有其田”，而眼下的“土改”，则是要卸去“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令农民转变成为自由迁徙、自由择业的“自由人”。

 

其实，城市化是人类大同，早晚都要走到这一步的。我们的悲哀，往往是在条件不具备时，我们却要急于求成、一步登天；而当一切条件都已具备的时候，我们却又反而举棋不定、踌躇不前了。要素价格的改革如此，农地制度乃至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亦如此。前些年的“太平盛世”，一派莺歌燕舞，我们固然可以怡然自得、置之不理，但当眼下金融危机深重、外需锐减而内需亟待提振之际，按照“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成功经验，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2009年5月18日成稿）

 

背景文章：

 

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