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是要素投入结构。到地方政府领导那里，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小投入、小产出；大投入、大产出；没投入、没产出。”那这里所说的投入都是指的什么呢？土地、矿产资源、原材料、能源、水，甚至包括低端的劳动力或者是大量的资金，这些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投入。但是今后的发展，更多的恰恰不是依靠这些“物质性要素的硬投入”。因为硬投入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实际上现在都已处于“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了。其实，越往后去越需要追加的是“创新性要素的软投入”。软投入是哪些呢？就是十七大报告当中讲的以下3点。

一是科技进步的投入。由科技进步带来的包含在产品和劳务中的科技人文附加值的提升，并进而带来的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

二就是管理创新的投入。中国实际上是最不重视管理的。记得过去我也放过一些“厥词”，讲到现在的行政管理中的事权和财权不相匹配的问题。我举了“三援”的例子，援藏、援川、援疆。尽管从道义上来说，毫无疑问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来说，实际上也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规范的。

三就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我最近经常引用雷锋同志的一句话“说事”。雷锋有一句流传很广、人们耳熟能详的“语录”，叫做“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也是雷锋精神的精髓。同样道理，中国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开发13亿人口的大脑，把我们一个人力资源的大国，开发成一个人力资本的强国，从而大大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前景将是“无限”的。

第四个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一年新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即国民收入这个蛋糕怎么切？不但要切得公平，而且切得合理和不合理，还会带来宏观经济循环的不同后果。我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的一大问题，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多地向政府、向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到目前为止，十多个百分点下来了。而这个降幅，恰恰是我们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根源。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要坚持的长期方针、根本方针，但和扩大内需最直接相关的函数就是居民收入。如果收入没有增加，你怎么让他有能力消费？更何况现在大量的“改革”，实际上强化了老百姓对于储蓄的“自愿”，教育要花钱，治病要花钱，买房要花钱，哪个难题的解决不要准备好大笔的钱？现在好在一直实行计划生育，三、四个甚至七、八个老人来对付一个独生子女，所以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年轻人的住房，尽管是天价，但它还是卖得动。

第五个是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是不是都要搞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开发，是不是都要重演我们当年搞农村工业化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不是都要“赤地千里，焦土一片？”这里面就有一个对国土空间开发的主观选择问题。按照我们院里在承担的省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理念，应该是“能干什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不能、不该干什么还硬要干什么的局面呢？我过去也分析了，关键后面有体制性的因素，有物质利益的诱导，结果出现了所谓的“逼良为娼”的闹剧。我们的财政更多地要依靠工业制造，要依靠流转税，而生态屏障地区如果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不管是生态的补偿，还是转移的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和发展，它就会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它的主体功能定位，要办那些“明知其不可为而必须要为之”的事情。

对于结构升级问题，我还有一个个性化的表述。恐怕有的同志不太同意，但我觉得还是站得住脚的。即浙江的结构要从“三个过度依赖”，转向“三个主要依靠”。

我过去经常讲到，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才会过度依赖出口；中国出口的东西不像美国，是依附在新经济、房地产等不同的“皮”上的金融衍生品，我们提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日用消费品、工业制成品。因此，有人说美国是“世界银行”，我国是“世界工厂”。过度依赖出口，必然会过度依赖制造业。在过度依赖制造业的背后，是过度依赖对土地、矿产资源、能源等的硬投入。这就是我所讲的“三个过度依赖”。首先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长期失衡带来的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才引来“东方不亮西方亮”，内需不足外需补，才造成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易位于外贸出口和出口加工业。

所以，我们讲结构升级，很重要的就是要把“三个过度依赖”的低层次结构，转向“三个主要依靠”的高层次结构。“三个主要依靠”的结构，第一个“主要依靠”就是需求的“三架马车”，应当主要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

第二个“主要依靠”，就是产业的“三次产业”，应当主要依靠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个“主要依靠”，就是物质性要素的“硬投入”和创新性要素的“软投入”，应当主要依靠包括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在内的创新性要素的投入。从“三个过度依赖”转向“三个主要依靠”，实际上就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风向标”。

当然，我过去也反复宣传过这样一个观点。观察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已经走向现代化，最后主要聚焦在两个结构性的指标上，一个是服务业的占比，另一个就是城市化人口的占比。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服务业占比在三次产业中是在80%以下的，他们的城市人口占比在社会总人口中是在80%以下的。这既是一个经验性的数据，也是一个规律性的表达。这是第一个“明显滞后”。（下接之三）

本文系作者于2010年5月31日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专门家培育系列讲堂之五》上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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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的若干思考（之一）

——成稿于2010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