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能上台为各位先进授奖，并且还有一个机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日程上给我排的题目叫“重要战略机遇期形势分析”。那我们就要首先了解一下，“重要战略机遇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命题和判断，最早是200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作党的十六大报告时提出来的：“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并用好这一机遇期是要做什么事呢？是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

之后过了十年到了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具体表述中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加了“仍处于”的强调。虽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但同时指出其中的“内涵和条件”已发生了“变化”，需要进一步“准确判断”。

再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了，这次是习近平总书记作的报告。“重要战略机遇期”还讲不讲呢？还是讲的。虽然总结论未变，但“大有作为”的形容词不用了，说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深刻复杂”的：在肯定“前景十分光明”的同时，也并不讳言“挑战也十分严峻”。

2018年，随着特朗普上年初入主白宫，中美贸易战开打，紧接着科技战跟进，一时间剑拔弩张、狼烟滚滚。去年底的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和今年中的大阪G20峰会，虽然借由中美首脑的亲自出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转机和缓和，但特朗普言而无信，很快又把“极限施压”的戏码重演了一遍。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美国朝野和两党，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我的围堵打压和全面遏制之势已然形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即将开始的“十四五”规划期，是否还能称之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好像要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此，距今最近的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怎么理解和把握？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撰文进行了详尽解读。大家可以到网上找来看看。其中所有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肯定性观点，都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加以支撑。

不过在我来看，本世纪初十六大那时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确定的。这一命题的叫响，给人的印象，前面就是一马平川、大路朝天，只要一心一意往前奔就是了。但看看现在的形势，那是相当的严峻复杂，相当的“不确定”。我们总是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但从去年开始，我们同时也开始讲“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了。所谓机遇期，从来就不是什么“天下掉下来的馅饼”，“擎等着”我们去坐享其成。是危是机，是祸是福，客观的外在条件都明摆在那儿，就看我们自己的应对是“有方”还是“无方”了。

记得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新华社曾有记者来专访我，话题就是如何看待“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尽管也说了社会上的“三个留不住（钱、人、心）”，“知行脱节、心口不一”等等的问题，但依然认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大的研判。

我的原话是：“现在的战略机遇期，我的理解是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正确选择和坚定践行。方向看准了，路子选对了，锲而不舍地干下去，战略机遇期就是你的。但你如果犹豫动摇，甚至是畏缩倒退，那战略机遇期就丧失了。这个战略机遇期，从来就不是摆在那儿现成的。我的看法，就是种种可能都有，最终看我们自身的选择和努力。”

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个观点。国内外风云变幻，我们是无法事先全盘预知并能超前锁定和固化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困难不困难？相当困难，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内外交困”。外部的遏制是“乌云压城”，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下一步肯定要打金融战和信息战。为什么中国不希望打、美国一定要打呢？因为这里有个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这一命题的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最后多数以兵戎相见的战争告终。

当代的战争和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和热兵器时代的坦克大炮，形态上会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最有可能的是大规模的信息战。好比说，美国要把俄罗斯的电网全部搞瘫痪，要让大陆发射的导弹全都偏航……人类社会已经大半个身子跨入了信息社会，谁掌握了信息战的制高点，谁就是“老大”。特朗普撕破老脸要以唯一超级大国的举国之力，来打压像华为这样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道理也就在这里。

内部则是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譬如全社会的杠杆率超过了250%，金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还在增加。发展方式的转型远未到位，许多低效率甚至是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资源，但调整起来十分艰难。全社会创业创新创富的内生动力有所减弱，营商环境的改善还任重而道远。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和不合理规制的羁绊，还需要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举重若轻的胆略。

（下接之二）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8月9日下午在2019浙商（夏季）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

——成稿于2019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