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想见的，2023乃至走向现代化的未来若干年最美好的可能就是：当发展成为“说一不二”的主旋律时……

 

 

 

这篇长文八千多字，相当的系统和完整。他先从党的二十大宣示的“中国式现代化”宏大任务说起，马上就转到了一个2035年我们很现实的奋斗目标：“至少要达到亚洲‘四小龙’的最后一位——中国台湾的水平，即人均GDP近28000到35000美元。”而在过去不久的2021年，我们才刚刚达到12500美元，其追赶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如何达成？再带出了“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或者质量型经济发展是唯一的选择。”这个结论。

接着，他摆出了目前市面上很流行的两种思路，“一种有点‘病急乱投医’，主要表现为回到一种比较传统的思维方式，有些人又在号召搞基建，有些人提倡回归房地产的重要性。” “第二种思路，尽管面向未来，但不太切合实际，一些人都是在围绕着一些经济概念在空转。”因此，“有必要担心，如果还是用现在的这些思路（一则以‘旧’，一则以‘空’——引者注）来对待经济问题，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仅不会变得更好，可能还会变得更坏。”

然后，他从内外两个方面，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从内部来看，一是新冠疫情的“后遗症”；二是去年在“房地产、互联网和教培3个领域进行重大的整顿”，“政策执行过程中操之过急，3个领域齐下，影响面太广，并且有些地方出现了一种行政运动式的整顿方式，对民营企业确实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三是“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舆论环境带有过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是极左色彩，出现了很多对民营企业的批评，对‘资本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评等，很多甚至是对民营企业家的人身攻击。这些极端的民粹主义的环境也在恶化营商环境。”

从外部来看，一是“不容乐观的中美关系。……到现在情况并没有好转，还在持续恶化。”二是“还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实际上不仅对中国企业的营商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外资在中国的经营。” “第三个外部挑战更为严峻，即我们在外部环境中遇到了日渐强大的竞争者……美国对华策略的重点，已经从试图改变中国内部体制，调整到营造中国的周边环境上来了。”

为此，他提出了“一主三辅（注：笔者的归纳）”的“新思维”。所谓“一主”，就是发展的“主旋律”。这个是下面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再展开。至于“三辅”，则具体为“三大开放系统”，即“开放的企业系统”、“开放的金融系统”和“开放的科教人才系统”。从另一逻辑角度，他还有一个意思相通的表述：“一是必须具有一大批能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和机构；二是必须拥有一大批能把基础科学转化成为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三是必须要有能支撑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的金融体系。”

最后，他有一个总结性的论断：“从话语层面来说，执政党一直在强调开放和推进全球化。从体制优势来说，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体制性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不为任何既得利益所限，看准了方向，就会放手去做。所以，我们还是要重拾邓小平时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精神和灵魂。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引领我们实现2035年、2050年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通向第三个百年（2078年）。”

在党和国家提出“两个一百年”以后，郑先生又提了“第三个一百年”的概念，我想是有其深意的。姑妄言之，也就是只从新中国建国算起的第二个“一百年”，未必能将中国带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境界；恐怕只有在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为起点和方向的基础上，中国才能最终迈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社会。

在这多个“一百年”的美好愿景描述中，什么才是达成胜利彼岸的“桥和路”呢？我认同郑先生的“一主”观点，也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确是从问题堆里面走过来的，但是我们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也并没有每天把自己搞得像现在那样焦头烂额，整天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多问题，我们并没有今天刻意去解决，但在明天自动消失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发展本身帮助我们解决了大多数问题。”这里的“发展”以及全文所涉及的发展，既是指改革开放早期、小康阶段略显粗放的发展，更是指21世纪中国推进现代化征程中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不言自明、毋庸赘述的。

办事、干工作要有问题导向，肯定是不错的。“成绩不说跑不掉，问题不找不得了”。但就一个党和国家来说，在诸多问题之中，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才是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才是最具根本性的问题。眉毛胡子一把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浮光掠影、浅尝辄止，那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麻烦。

现在最大的、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是发展的主旋律声音不响，效果不彰，没有做到“说一不二”。“硬道理”好像没有那么硬了，“第一要务”也不见得就是“第一”了。这就带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现状和前景：没有发展或发展势头受挫，我们就没有什么财力可以办事了。办什么事？首先是改善民生，其次是振兴科教，再次是尽到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

但有人也会说，什么时候我们改口说过发展不重要了？是的，是没有说过。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会说不如会听，会看不如会验。不是听人说的，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体验和感受到的。远的不论，就拿办事的人来说吧！现在有多少干部给人的印象，似乎都没有什么精神头似的，成天担心的就是不要出错，不要担责，不要挨撸。一个个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议论风生；一个个小心翼翼，还有什么敢闯敢冒；一个个动辄得咎，还有什么见义勇为？

再看看现在有多少主官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没有在一个岗位上踏踏实实干满一届的。整天想着的就是“动一动”，也就是“提一提”。为了让人们特别是“有司”能看得到，就想着怎么做出点政绩来。于是海口拍胸夸、标语满天飞。一刀切、运动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其实都是人做出来的。人为什么这么做，后面都有趋利避害的主观取舍。

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么大一个事业，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的少数”。当他们有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揣摩和掂量，已然难以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候，全社会的风向就会悄悄地发生改变。俗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远未完善、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行其道的氛围下，这种风向的转变是非常要命的。

回顾历史，我们也是有教训的。当“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类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荒诞不经的口号成为时尚的时候，“抓革命”又怎么会去“促生产”呢？其结果，必然就是国民经济 “到了崩溃的边缘”。

小平同志也不是平白无故地在中国倡导改革开放的。他重回中央以后，不得不直面一个惨痛的现实，那就是我们搞了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但老百姓并没有真的富裕起来。他因此陷入了对“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深层思考。他的反思痛定思痛：“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他的发问也振聋发聩：“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他的结论更掷地有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前不久读到王志纲的一篇“年度雄文”，叫作《国运兴衰看民企》的。其中讲到发展时，他也提及了小平同志的两个强调“要‘快’”的细节。一是1978年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他复出不久后去日本访问，坐了人家的新干线。他意味深长地对采访者说：“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二是在1992年初，88岁高龄的小平视察南方，“在深圳到珠海的船上，反复地强调快，不搞社会主义，不搞市场经济，死路一条。他说我们的发展速度，应该要比西方还要快，才有未来。”王先生为此小结道：“横跨十五年的两个‘快’字，勾勒起一幅宏伟现代化图景。”那在百年变局的当下，我们难道不更加需要这种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发展紧迫感吗？

无论如何，我们得回归到一个最朴素的常识上来：只有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这才是最大的讲政治，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最大的合理性之所在。而好日子天上掉不下来、地里也长不出来，全靠执政党带领全体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持久的共同奋斗而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发展的“硬道理论”和“第一要务论”，也内在地包容了激发人民群众无限发展活力的“人民主体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我所能想见的，2023乃至走向现代化的未来若干年最美好的可能就是：当发展成为“说一不二”的主旋律时……

背景文章

重磅！郑永年对当前形势的一些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