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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搞城市化,不但有物质的建设,而且有人文的进步。到最后上升至宏观的层面、综合的角度,就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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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推进转型发展

——对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的若干思考

(之七)

 

上接之六)

对于新型城市化的主导战略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第一个,新型城市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消除农村工业化负面的影响,提高我们产业的发展水平。从制造业来说,正是由于依托了城市的技术、资金、信息、管理、人才等高端资源,我们的制造业才上了水平,才有了竞争力。由于人口在特定的城市空间集聚,因而促成了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服务业扩大了就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水平,从而对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二三产业发展了以后,又使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农业的相对占比不断下降,整个三次产业的结构和水平不断优化。所以,推进新型城市化的第一个积极的结果,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第二个,新型城市化能够促进社保体系的完善由于我们是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去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我们就可以把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欠帐给补上。对于我们奉行的社会制度来说,明显短板、最不合格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以至于我们过去曾遭到德国等友好人士的质询:你们把自己叫做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旗手,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够不够格”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理解当中,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天然写着四个大字:“社会保障”。长期以来我们只对国家的公务人员和很小一块的国企职工有那么一点社会保障,但就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在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中的劳动者,一概没有社会保障,你们怎么好意思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妄称为社会主义?虽说不能被叫作“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但起码也是一个“半社会主义”,“含金量不高的社会主义”。在把那种因为社保的落差使城乡人群分开,把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分成三六九等趋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新型城市化带来的第二个积极的结果。

第三个,新型城市化能够促进要素市场的改革我们现在很多要素市场的不完整、不完善,问题就出在城是城、乡是乡,城乡“两张皮”上。举个最浅近的例子,就是土地市场。城乡土地的管理和交易,完全是两种体制、两个市场。我过去曾说过,中国的农民为什么穷?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努力。说句老实话,他们先是“面向黄土背朝天”,从土里刨食;然后进城打工,舟车劳顿、天各一方;包括“泥腿子上岸”办厂,搞乡镇企业,都是极其努力的。就整体而言,农民为什么穷?就是因为有三次“体制性的剥夺”

首先,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由于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要搞国家的工业化,所以就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对农民实施了一次剥夺。其次,改革开放以后,表面上看起来是放松了城乡的管制,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可以自由进城打工,但是在对这些打工者支付报酬的过程当中,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收入的剪刀差”的剥夺。这也就是说,来自于农村的农民工,和城市的就业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同工不同酬”。在给予农民工的报酬组成中,缺损了很多的要件。然而就算是最起码的一块“工时收入”,往往还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以至于像熊德明这样,因为向温总理去为她的丈夫讨要工钱的这样一个“作为”,使她这样一位普通农妇,成功地获得某年的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的荣誉。这究竟是对社会公平诉求的一种褒扬,还是对我们现行体制的一种嘲讽,我不得而知。

第三次剥夺,也是最大的一次剥夺,就是城乡土地“地租的剪刀差”。我们现在基本的运作方式,是城市在空间扩张的过程中,政府把农地通过拆迁补偿征收过来,将集体土地变身为国有土地,然后进入土地市场拍卖出让。这些土地给开发商拿走以后,城市政府得到“大头”,充作“第二财政”。杭州市去年卖地收入高达1200个亿(当然不会有那么多的“实得”,但理论上计算是这个数),超过了当年1018亿元的财政收入量,结果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财政”。这个钱拿到手以后,并不是说政府的官员把它私分了,那是不允许的。但大头是用来搞城市自身的量(扩大体量)化、优化和强化了。其次用于城市社会福利的增进、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社会公益性服务的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普及,等等。但其中优先获得和更多拿到实惠的,当然是城市户籍的居民。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被用来解决进城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公平和正义问题。比如说教育、卫生、居住、出行等领域,再适当地分享一下。这个数额,不过是源自农地转换的天量收入的“一个零头”。按照吴敬琏老先生的说法,这种土地制度的安排,这些年来城市政府已经从“三农”这里拿走了20-30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总量。

有这么三次对农民的“体制性的剥夺”,才是造成了我们现在城乡收入巨大落差的深层次原因。到最后城里人收入是农民的三倍,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安排的问题。我们拿土地市场“说事”,是因为土地市场在中国,是要素市场当中的高端和精华,又因为涉及宪法和各种法规,显得过于政治和敏感。所以它的变革和突破,必然能起到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动其他一系列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

第四个,新型城市化能够促进空间开发的优化我们现在在农村搞工业化,农村变得不像农村;在城市大量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但又不分享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种半城市化人口的大量存在,城市又变得不像城市。城市里有“城中村”和农民工,新农村又要建设得和城市“一样化”,现在是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样做,实际上对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空间资源的低效、无效乃至负效利用。搞新农村建设,如果不是在新型城市化大战略的引领之下,到最后肯定是落入“两张皮”的窠臼。初级阶段的中国,哪有这么多的土地资源,又哪来这么多的建设资金?没有的!最后我们所看到的,必定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因为城市有卖地的收入,足以把城市自身建设得花团锦簇、流光溢彩。但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域和众多的农村人口来说,只能是搞点新农村建设的“盆景”。这些个盆景搞出来以后,领导们到农村“走马观花”时是可以看一看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真正的新型城市化,它不但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人口迁移、(城乡)文明融合的过程;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国土重整、河山再造的过程。当然我这里讲的,不是“人定胜天”,给整个国土面积都折腾一遍,还是我前面讲到过的主体功能区的理念,适合于干什么就干什么,“硬发展没道理”。“顺其自然”的,我们该“退让(如退耕还林、退田还湖之类)还要退让,生态该修复的还要修复。最后推进新型城市化出现的愿景就是“两个一边”(“一边是二三产业和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及其连绵带,另一边是适合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片绿野良田和景色怡人的秀美山川”)。这个提法我说了十来年,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尤其是今年二月份,看到党中央的主要领导都在专题研究班上大讲国土开发空间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我觉得这个提法确实还是对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如果新型城市化真正做到位,我认为自然而然地会出现这样一种“两个一边”的国土开发格局。这也应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

第五个,新型城市化能够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对环境造成更大负担的,还不是集聚起来的产业和人口,而是分散的农村面源污染。我们也曾参与了太湖水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工作,从种种科学研究、技术分析和专业咨询的结果来看,真正为太湖污染做出“最大贡献”的因子,恰恰是农村的面源污染。这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分散的种植业、养殖业生产造成的污染;还有一个就是分散的农居生活造成的污染。另外,就是那些农村工业化的污染点。要治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一定要走人口和产业集中化的路子,舍此别无选择!正因为人口和二三产业都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高度集聚了,所以才有条件进行污染的集中治理。像我们这样“天女散花”地布局,农居高度分散,农民都搞兼业化经营,治污干脆“没戏”!

节省从事农业的劳动时间,并替换到二三产业增加就业收入,这对农民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二三产业的收益更高,所以他宁可兼业化地从事农业。尽管化肥、农药也很贵,农本也很高,但是稀里哗啦地一撒一喷,好了,总耗时一个来月就把一年的农活搞定,大田就不用多伺候了。时间省下来我就进城去打工,最后现粮和现金都有了,岂不惬意得很!所以对农民来说,不是他一定要滥施化肥和农药,是因为由此可以降低他的机会成本,提高他的机会收益。这跟农民为什么要生男丁,道理是一样的,其实农民才是最聪明的。这种农民的小聪明,可以用得上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狡黠”。大道理他不一定去深琢磨,但是从他自己鼻子底下能够“看得到的利益”出发考量,谁也算计不过农民,这就叫“农民的智慧”。我们过去也当过农民,和底层的农民一道生活过这些年,对于农民的狡黠深有体会,那是聪明,是真的聪明。这些人就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可能到更大的平台,要是教育和选拔的机会平等的话,不知要出多少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

我们搞城市化,不但有物质的建设,而且有人文的进步。到最后上升至宏观的层面、综合的角度,就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我认为,如果是正确地把握和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话,完全可以使其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抓手,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举旗抓纲的作用。而所有那些具体的战术性的安排,一旦被新型城市化带动起来以后,就会越来越接近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老是把眼睛盯在人均GDP的水平上,这不是现代化的要害。现代化的要害,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两个重大结构性的指标:服务业占到三次产业结构的80%以上,城市化人口占到社会总人口的80%以上。到那时候,我们的现代化可以有点“靠谱”了,否则,现代化肯定是水中月、镜中花,“墙上挂帘子——没门!(下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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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的若干思考(之一)

对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的若干思考(之二)

对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的若干思考(之三)

对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的若干思考(之四)

对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的若干思考(之五)

对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的若干思考(之六)

 

 

——成稿于2010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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